虽然经常听出国的朋友或同学回来后谈天说地，但却从没有一个人像聂浩一样，勾起了我如此多的回忆和沉思。
他，让我想起了1976年抗震救灾中，学校操场上星罗棋布的防震棚。
他，说出了我也曾有过的但没敢当真的直觉和梦想。
他，解开了我一直认为海外同学言语过于拘谨虚伪的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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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前后，在逐渐家庭化的电视上，有时也在电影院插播的新闻片头中，西方国家的城市外貌、生活景象和人物气质，开始片片断断地扎根在中国人的头脑里面，并从影影绰绰，逐步到绰绰动人，随之便萦回梦绕起来。
聂浩说，当他第一次看到西方的（其实后来才知道是香港的）高楼大厦时，他被那种灯火辉煌、富丽繁华的气派惊呆了。他由此想到了，其实外面还有一个和书本上写的和报纸广播上宣传的和先哲领袖们蔑视的完全不一样的资本主义世界。
聂浩尽管没有说从何时开始，他就横下了一条心，一定要到国外去。但事实上，后来他全然不顾国内大学的警告，也不无视驻外大使的挽留，毅然决然地脱掉了公派学者的外衣，心情极其复杂和矛盾着奔向美洲的自由田园时，他的原动力不在于当时国际大环境的影响，更没有什么捕风捉影的策反，而在于十年前影视屏幕上的一个个浮光掠影而已。
夜晚，在单位里小家庭的灯下，我翻出来八十年代初的日记，极力想从中寻找一些像聂浩那样的少年意气和青春倔强。的确，那时的我远没有他那种明辨是非的能力，还不懂什么是“假、大、空”的实质，尚不敢意志坚定地选择并行走自己、自我、个人、个性的理想之路。
第二天，当我提前五分多钟来到病房时，不曾想聂浩正在病区的门前站着。见我走出电梯，他迎上前来，近乎兴高采烈地对我说：“程兄，你真神了。昨天晚上没有咳嗽，今儿早上嗓子不哑也不疼了。我是不是再打两次？回去时就好了吧？”
见他这种状态，听到至诚的赞誉。我自己禁不住自豪起来，也跟着说：“一个星期后，应该没症状了。不过这段时间少说话，一定要多喝水，口服药坚持多用几天。再打两天针吧，治利索了。”
病区里要进行病例讨论，我不能再陪他了，便把他安排在特需病房里，并从值班室拿来我自己平时爱看得小说。当我把小说递给他时，他却说：“这小说再好，我也看不下去了。有报纸吗？过去的也行。”
我朋友的一位女友，约好了来医院作流产。安排妥当后，我本不想再去搀和。但当领导的那位朋友总是放心不下，打了几个电话过来，非要我过去陪着。等我再回到病房时，聂浩已经走了。在我办公桌上放着一张他手写的纸条，意思是明天他会按时来，最下面用非常漂亮的英文写了一句：谢谢你。
聂浩需要打第三次吊针时，当天又是我的夜班。上午，我要到外院参加一个学术会议，走前专门交代给护士长和一位下级医师，务必安排好我这位同窗的治疗。中午吃罢工作餐，下午就没再回医院。在家里，我给病区打了电话，想了解一下聂浩的治疗情况，但接电话的护士回答：“你的朋友还没有来哪。”
夜晚，值班室南墙上的挂钟，表针已过了八点了。聂浩仍然没有露面。我想：“可能他自己觉得好了，就不再来了吧。不过他也够可以的，就不能打电话告诉我一声吗！”
这些天来忙忙碌碌的，一直就没有问过聂浩家里的电话，更没留下与他联系的方式。此刻虽有所挂念，却无法寻得他的音讯。
病房里已经没有了危重病号。近十点钟，我关上值班室，独自看着小说。不知怎得，平时看得入迷的情色文学，今夜却看不下去了。脑子里面仍想着聂浩讲得国外故事。
聂浩1988年公派到英国，一年后自作主张去了加拿大。因为这个缘故，他与原工作单位（某大学）失去了联系。他妻子也受此影响，一直到1993年才带着孩子出去。
在国内，聂浩毕业于大学物理系，但他究竟为何又重返英国？现今在英国大学究竟做些什么？他没有讲，我也没有仔细打听。
对于他妻子和孩子的状况，是我最感不解和纳闷的。据他自己说，大儿子虽然未满十八岁，现在却已经相当独立了。但这次回国时，他的两个孩子都托付给了英国朋友。夫妻回国后，第一站先到了南方的妻子家里，两人一起游了三峡。不过，回北方探亲时，他妻子却没有一块儿过来。夫妻俩已约好，一起由北京飞回英国。
聂浩仿佛是特意地讲了一个故事，似乎就是想让我能够真正理解，何为西方式的生活态度和处世哲学。
大约四五年前，他所在大学的一位英国同事，约他们在周末到家里去用餐。但当聂浩夫妇驾车三四个小时到了朋友的家门口时，英国朋友很有礼貌地告诉他们：“对不起！原来的宴请已经取消了。”于是，他们没有被邀请进入家中坐坐，只好悻悻地空腹返了回去。
透过值班室的窗子，看见天上的明月，下面尚且缺了一块儿，眼看着就要圆起来了。我心里揣摩着：“聂浩这小子回来这一趟，看来这‘十五’也不能跟老人一起过了！他会怎么想呢？”
唐山大地震那年，我和聂浩还在一起上小学。他说，还记得那时在我家宿舍院的大操场上有许多防震棚，其中属我家盖得漂亮。
他还问我：“你家养那么多兔子，最后都到哪里去了？还记得你送给我的小白兔吗？我从小就养过那一次小动物。”
其实，我根本不记得曾经送过兔子给他。对于他不厌其烦地提及我们小学、初中的事情，而对国外自己的生活，却只是轻描淡写，甚至就是一带而过的情形。我真的有些“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了。
夜晚，躺在值班室的小床上，我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脑子里竟是一些这样的问题：
生儿育女就是为了养老送终吗？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是孝道？还是修养？
在国外十八岁讲独立，那里的老人由谁来赡养？
“久病床前无孝子”为什么不说“久病床前无慈母”呢？
把祖国比作母亲有何意义？比喻恰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