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日上班，没等换隔离衣，我先到观察室前，透过小玻璃门窗，往里一瞧。那张床已经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了。
低头、转身，慢慢、默默地离开时，我心想：“其实，她超脱了啊！”
科室里按部就班地交过班之后，我去询问了一下昨日的护士，才知道昨日中午老太太的女儿从外地赶了过来。就在她女儿到来后不足两个小时，老人突然出现了心律紊乱，不一会儿就断气了。
这位老人家于中年守寡，好不容易拉扯三个子女都长大了。孩子成家后，彼此之间不十分和睦。老人的女儿行二，过去老人曾和女儿一起生活并照顾小外孙。等小儿子也有孩子时，就把老人接了回来。近几年第三代都长大了，也面临上学和择业的压力。老人风烛残年，体弱多病，在生活特别需要有人照顾的时候，三个子女自身的工作和生活上却也都是困难重重了。
俗话说：“家和万事兴。”
事实上，多少人完全明白并十分在意：“兄弟姊妹不和，真正备受伤害的是他们尚且活着的生身父母啊。”
春节后，相较于节前，尤其在正月里，来就诊和住院的病人总是少了许多。不管是否由于民俗迷信所致，还是春节确实让人们的身体素质提高了，总之这样一种现象在医院里面也近似惯例了。
查过病房后，坐在办公室里，一向多言多语的我，此时此刻心情格外的异样。静静坐在那儿，我低头书写着病历。几个实习生不知因节日喜庆还是青春躁动，都聚在办公室大条桌的那一头，嬉戏打闹着。我几次抬头斜视那边，他们却无动于衷。终于，我忍不住了，沉下脸来，对那三四个学生呵斥道：“你们早回来干吗？不学习出去！”
学生们霎那间愣住了。过了一会儿，或许还是没弄清楚到底事出何因。于是，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地站起来，相互交流着不屑一顾的眼神和表情，静悄悄地都溜了出去。
“程大夫，电话。”护士的声音从走廊里传了过来。
走过去拿起电话，我问道：“喂，你好！哪位啊？”
“你好！程欣吗？我是聂浩，我在你医院门口，你在哪儿？”电话里传来了聂浩沙哑的声音。
“你在那儿等着吧，我这就过去。”放下电话，我急忙下了楼。
聂浩还是那身打扮，脸色却比昨天更显得白皙，近乎苍白了。不用解释理由，见他病殃殃的样子，我已清楚了他过来的目的。
从一楼到三楼，能够检查的项目全作了一遍。翻看着检查的报告单，我对他说：“周围血像总数和淋巴分类偏高。透视左下肺纹理稍增多。其它检查，除了咽部充血外，没发现其它异常。我看你也没啥大事，就是‘上感’吧。”
“我嗓子和胸口非常疼，今天早上声音都哑了。过几天就要回国了，我总不能这样回去。你说怎么办啊？”聂浩愁眉不展地看着我，语气十分沉重地问道。
“你能呆多长时间？要好得快，打吊针吧？”我十分沉稳且自信地对他说。
“吃药好吗？我从来没打过吊针，在国外这些年也没有吃过药。”聂浩虽然这样说着，但从言谈举止上也能看出来，他自己迟疑不决并心存顾虑。又犹豫了一会儿，聂好像是拿定了主意，无奈地说道：“算了，还是打针吧。明天我父亲的生日，后天或者大后天，我要到北京去，一个星期后必须回英国了。”
近些年来，不少同学或朋友在国内外出出进进的，就在这种来来往往之中，尤其能够判断出国内空气污染的严重程度。在那些出国探亲归来或回国省亲的人们中间，到“家”后不久，随即就患感冒或生病的，仅我自己见到和治疗过的已不是少数了。所以，看到聂浩这个样子，我估计一个星期的口服用药，是不会好利索的。于是，我便给他提议道：“在我这里打三天吊针吧。时间由你安排，只要间隔不超过二十四小时就行。”
“好吧！听你的。”聂浩第一次如此干脆利落地应答着。
见他回答的如此爽快，我一边带着他来到了医生的值班室，一边把我自己的床单换上，并拿来暖瓶和一次性口杯后，让他先作“皮试”，若不过敏的话，就在这里打针。
聂浩坐在床边一直静静地听我交待着，见我又要出去，他连忙站起来说到：“药，我自己去买，已经够麻烦你了！”
“买什么药啊？这儿不是国外，你知道‘近水楼台先得月’吧？”我一边问一边笑着又说：“我自己还有药，你没有打过针，不需要太好的抗生素，我去给你换三天的青霉素和病毒唑。再拿点中成药。放心吧！很快会好的。”
输液用了一个多小时，这期间基本上都是聂浩一个人在说话。讲他欧美生活的经历见闻和他自己的家庭生活。
输液后，不知道因心理作用还是真正的药物效果，他说感觉好多了，并给他父母在电话中说，中午不要等他回去，现在病情好多了，中午和我一起吃顿饭。
见我再三拒绝他的请求。他诚恳地讲，不仅是表示感谢，很想在一起再聊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