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县委书记
河西县的现任县委书记黄俊生就是不愿意离开河西县的一个典型。尽管他不是河西本地人，但自从参加工作以后，除了刚参加工作的那两年在天簌市的另外一个与河西县紧邻的津河县工作过两年外，以后就一直在河西县工作，没有挪过地方。他从一般干部干到书记职务上，在河西一干就是将近三十年时间，不仅在河西县安家落户，而且在事业有成。爱人一家人都是河西县人，他自己的父母包括三个兄弟一个妹妹，也因为他的原因先后到了河西县。因此，有几次市委包括原来的天籁地委都准备调他离开河西到其他县工作，这其中有好几次他还是副县级干部，准备提拔到外地去任正县级职务，但他都以家里困难多负担重为由，明确表示不愿意离开河西而拒绝了。就是在实施退耕还林政策之初，河西县的经济发展受到了空前影响，经济处于极度困难的时期，当时地委准备调他到其他地方工作，黄俊生也坚持不愿意离开河西。由于当时因为河西县各方面条件和其他县相比，要差一些，本人不愿意离开，组织上也就没有强行要求他离开，相反，还把他作为了能够在困难地方工作的典型。黄俊生能够当上县委书记，就与他在困难时候不离开河西县有很大的关系。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特别是中央一系列改革和促进经济发展政策的不断推出，河西县的经济开始逐步走出低谷。黄俊生担任县委书记以后，在中央的大政策框架内，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河西经济发展的大胆举措，如鼓励民间集资办企业、鼓励机关职工到企业去参与投资入股、鼓励机关干部下海经商办实体、鼓励河西县干部群众对外招商引资等等。这些举措大大地激发了河西广大干部群众发展经济、参与河西经济发展的热情和积极性。这些剌激经济发展的措施，也在河西县很快见到了成效，不仅把县内的民间资金全部调动起来了，而还吸引了大量县外、市外、省外甚至境外的资金来河西发展。县内原有的企业由于有了这些资金作相应的保障，有能力增加投入、更新设备、开拓市场，也很快壮大起来。
当然，黄俊生作为县委书记，主导出台的这些政策措施，难免没有会有一些和上面政策不相符的地方，但因为黄俊生在河西县的资历，天簌地区以及后来的市的领导们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后来，河西县的经济发展起来了，天簌地区（包括后来改地为市后的市领导）还把河西的一些做法当作经验向外地和更上级的领导介绍和汇报。
由于企业大幅增加，效益明显改善，特别是后来因为资源开发，引进了好几个规模上十亿乃至上百亿的企业后，不仅河西的经济总量大幅度增加，财政收入也呈几何状增长，仅几年时间，河西县的财政收入就成为天籁市仅次于天籁区的第一县，加上后来和他关系很不一般的高扬担任了天籁市委书记，黄俊生就更坚定了不离开河西的念头。
至于黄俊生与高扬的关系，河西县几乎没有人知道，就是天簌市，也没有多少人知道。
实际上，黄俊生与高扬之间的关系渊源，与我们已有的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的故事是基本上相同的（在写这个情节时，笔者也在反复思考，这是不是完全落入了俗套。但在认真地反复思考后，认为，这种落入俗套的故事，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大政治运动中，又确确实实比较普遍存在过。试想一下，在那场全国范围内的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中，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和“当权派”下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而这些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和“当权派”后来又成批回到城里，要么官复原职，要么官升几级，最少也保证了原来的工作或是为退休找了一个拿钱的地方。因此，相同的故事在不同的地方发生也是完全正常不过的事。因此之故，笔者也就没有必要去有意规避这种常见的故事。而实际上，这种故事也是笔者亲身见识过的一件事）。在那场举世闻名、对当代中国乃至今天的中国都还有着巨大影响的政治运动中，高扬的父亲因为在一次会上的发言中，讲到了大跃进是盲跃进，完全脱离了实际，跃进的结果是完全给党的领导抹了黑之类的话，就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后又从省城下放到天籁地区所属的平安县平安公社，也就是黄俊生老家所在的公社劳动改造。高扬的父亲到平安后，又被公社安排到黄俊生家所在的生产队。也是事有巧合，由于黄俊生的父亲一直是生产队长，不仅家里条件相对较好，而且在政治上也信得过。上面的人想，让高扬的父亲住在黄俊生这样根子纯正、政治可靠信得过的人家里，可以受到更好的劳动改造监督。而黄俊生父亲却是一个心地好、有远见、善把握的人，高扬的父亲住到他家后，黄俊生的父亲并不像上面的人想象的那样，对高扬的父亲严加看管，相反倒总是想办法尽可能地为高扬的父亲提供好的劳动、生活条件。在劳动上，作为一队之长，总是尽可能地给高扬的父亲安排轻松的活路；在生活上，也总是想办法让高扬的父亲能够吃好。加之黄俊生的父亲和高扬的父亲年龄都差不多，尽管两个人在很多方面没有更多的共同语言，但在一起相处时还是能够找到一些相同的话语。譬如在孩子的教育上，高扬的父亲就给黄俊生的父亲提出了很多极为有用的意见，并且给了黄俊生父亲以很深的影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在当时是极其反动的，但黄俊生的父亲作为那场运动中的小小受益者，作为一个地道的农村人，在那种凡是知识都是反动的的背景下，却能够接受一个被改造者的思想是很不容易的。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黄俊生才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接受教育的家庭支持环境。而高扬的父亲看到黄俊生，也就想到了自己的和黄俊生年龄差不多的儿子，因此，也经常给黄俊生一些有益的教育和引导，并且还经常教给黄俊生讲一些书本上的知识。在这种环境下，黄俊生从懂事时就开始懂得读书的重要，总是认真、刻苦地读书，而没有象一般的农村孩子那样，除了做些农活外，就什么也不知道或者什么也不做了，整天就只有贪玩好耍，以无知的态度全身心地投入到政治运动中去。那场政治运动结束后，高考制度恢复的第二年，黄俊生和高扬一样都参加了高考，并且也同时考上了大学。只不过高扬考上的是中央财经大学，而黄俊生考上的是本省的一所财经专科学校。但这在当时的农村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了。为此，黄俊生的父亲很是自豪，同时也不掩饰高扬父亲的功劳，在别人夸奖他时，他总是除了说谢谢之外，还要说上一句话：“我这个娃娃能够考上大学，还是多亏高老师的教诲（在当地农村，只要见了有知识的人都是称老师）。”也就是这句话，让高扬的父亲很是高兴，也认定了黄俊生一家是知恩图报的人，以后高扬的父亲知道黄俊生在高扬工作的辖区内工作之后，叮嘱高扬一定要对黄俊生多多关照。也正因为其父有这样的叮嘱，高扬到天簌工作后，才对黄俊生格外关照。这也是对于黄俊生提出的要求，只要不是违反大的原则，高扬都会都尽可能满足的原因。
当时，在二人都接到录取通知书后，早已落实政策返回省城的高扬的父亲专门把黄俊生的父亲和黄俊生请到了县城，大家共同祝贺两个人的小孩考上大学。这是黄俊生第一次认识高扬，黄俊生和他父亲也都是第一次进县城。也是这一次，使黄俊生第一次见识了像高扬的父亲那种在县城里当官的人的排场，使黄俊生和他父亲都开了眼界。尽管那个时候物质还并不丰富，但那顿饭黄俊生感觉却是有生以来他见识过的最丰盛的一顿饭，几大桌都摆得满满地，有不少菜还是黄俊生认都不认识的，什么海参、鱿鱼、玉兰片等等之类。在饭桌上，尽管大家都祝贺他和高扬，对他俩说一些恭维的话。但黄俊生感觉得出来，大家其实都是冲着高扬和其父亲来的，特别是有一两个人，明明过来敬酒，却只是对着高扬，不仅没有像其他大多数人一样，祝贺了高扬，也祝贺黄俊生，而是好象没有看见黄俊生似的。也就是在这些极少数人的冷落中，使黄俊生坚定了一定要做一个有出息的人的想法（不过当时在黄俊生心目中的有出息，就是一定要到县上工作，通过自己的奋斗，也在县上的一个单位当个小小的官，像今天在座的人一样）。
自从那次他们在县城见过后（之前黄俊生只是听高扬的父亲说起过高扬，但一直没有见过），黄俊生和高扬两人之间就再也没有见过，一直到高扬到天籁市任市委副书记，才再了一次见面。
大学毕业后，黄俊生分配到天籁地区的河津县财政局工作，一年多以后一次到省财政厅去出差，偶然听省财政厅的一个处长说他们处里最近从财经大学分配来了一名叫高扬的大学生。当时黄俊生也没有注意，因为同名同姓的人多了，就没有想到这个高扬就是住在他家里的那位高叔叔的儿子高扬。并且自己一个县上的一般工作人员，也不好去追问省厅的人。因此，尽管两人都在财政系统工作，但毕竟是省县之间的间隔，加上两人都是新参加工作的年轻人，不可能有多少单独接触的机会，他们也就一直没有机会再见面。工作两年后，黄俊生从津口县财政局下派到与河西县河口乡紧邻的津口县河坪乡锻炼。这样，两个人就更没有机会见面了。
由于工作原因，津河县的河坪乡与河西县河口乡之间的老百姓和乡镇干部都经常来往。在两个乡之间不断的交往中，黄俊生在河坪乡下派期间与河口乡的乡干部林翠芳恋爱了，后来两人结婚、生子、调动，黄俊生整日里忙于家庭和工作上的一些具体事务，虽然也有到也有一两次到省厅出差的机会，但哪里还想得到去过问财政厅那个叫高扬的人。
黄俊生的妻子林翠芳兄弟姊妹众多，共八姊妹，并且大多在河西县的县级机关工作，加上其他一些亲戚关系，林翠芳家在河西县有着相当的影响。林翠芳与黄俊生结婚后不久，林翠芳的家人们就积极活动，把黄俊生从河津县河坪乡直接调到了河西县财政局。那个时候，县与县之间并没有什么差别，并且那个时候的人的思想意识都比较单纯，没有在哪里工作好一点哪里差一点的意识。加之黄俊生又是从乡上调到县上，尽管他的关系也在县上，但毕竟是在乡上工作，因此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黄俊生是从乡上直接调到了县上。以后，黄俊生就从河西县财政局起步，一步一步地做到了县委书记的位置上。
在这期间，高扬一直在财政厅工作，从一般人员干到副处长，再干到处长，一直都非常顺利。当然这与他父亲的背景有着很大关系。高扬的父亲从农村落实政策后，回到了他原来工作的单位，并恢复了他原来的职务——省财政厅副厅长。实际上，高扬毕业后能够分到省财政厅，也是因为他父亲的关系。后来高扬的父亲退休后，在财政厅的影响力就大大地降低了，高扬也因此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以至于高扬在处长的位置上一呆就是近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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