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天后，六月十五的望日大朝会。晋王杨广上书言与突厥增开榷场、开放榷茶、增修运河并查验河运钞引三策，在朝堂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当然，策略里面描述的一部分目的，诸如削弱突厥财政、使突厥在经济上更加依赖大隋等，都是不能拿到台面上讲的，自然也就没在朝会上公布出来。但饶是如此，依然激起了不少反对的意见。
榷茶和增开互市、疏浚运河的好处，朝中大臣多多少少还是可以看出来的。而且隋朝的茶叶贸易规模很小，只有后世唐宋的十几分之一，本不是北方关陇门阀涉足的领域，朝廷要官营，多征的税一下子也征不到他们头上。而一旦南方常年经营茶叶的商人们被官营重税打压后，说不定关陇门阀还有后进接盘的可能，到时候虽然税还是重了，但是总比现在完全不做要好一些。
所以，朝廷争议的主要反对点，便是运输税结算的办法，以及运河开掘的巨大成本。一部分出于节俭国用，害怕加重税赋徭役的高官显贵，提出了不一定要开凿运河；而是对陆路运茶的客商也沿途设置钞关，收取官榷的关税；但是这一提议很快因为需要设立的关卡太过繁冗，不易操作而被另一派反对。
结果，大朝会上议论纷纷了一个多时辰，还是没有议出个所以然来。杨坚见不是个事儿，只是让宦官宣布退朝。并给三省及工部、民部、吏部、兵部主官赐宴，宴后在两仪殿继续会商。
以杨广的沉稳，当然不可能随便到他自己看过萧铣陈奏的方略就直接来给父皇进言。所以这些东西拿出来之前，都是让自己的心腹看过的。首先大局方面，有中书省的虞世基、萧瑀两个绝对铁杆把关，而具体实施细则与花费，则是让新投靠的民部侍郎裴蕴把关。虽然裴蕴一开始对杨广这个计划的前期开支提出了一些质疑，但是也没说不能实施，只是说如果不过分加重百姓负担的话，需要分多年完成。
只要基调和大方向不错，杨广有信心说服父皇按照这个方略先颁行下去，剩下的只是缓急的问题。而只要基调实施了，他杨广的政治资本就会更上一层，毕竟如今大隋四海承平，若是有一个方略可以既控制南陈故地，又削弱北方蛮夷，那就是最大的定策之功。到时候再有人第三次、第四次奏请改立他为太子之后，他只要做完推让的表面功夫，后面就可以顺水推舟接受了。
当然，杨广可以预见到，太子一党的人，会尽最后的努力，阻击他杨广利用这一次朝廷和亲突厥的事情再夹带私货立功。不过这些人的阻挡，只要见招拆招地碾碎就行了。
……
两仪殿上赐宴结束，杨坚让宦官宫女收拾退下，三省主官与相关各部要员便很快进入了状态。上午的讨论把大部分分歧都辩出个对错了，所以下午的议题很明确，那就是直接从开运河收河运榷税这一操作模式的成本上，以及替代方案的可操作性上做出辩论。
太子一党如今势力薄弱，在工部没有什么人，便先从民部下手。暗中听命于柳述的民部右侍郎元衡顺着上午收茶叶陆运关税被据否的议题往下说，提出了一个变更性的建议：
“陛下，臣以为，由朝廷出资修葺历代运河靡费过大，短时间内也看不出惠民之处。若只是要行朝廷榷茶制度，又忧患收税不便，不如改关榷税为种植税，即由地方官吏于每年屯田检地时巡检茶园田亩数量，茶为多年生树木，不比稻麦，一旦种植，难以隐匿。如此，民户种茶多少亩数，便按此征税，而商人售卖茶叶时，便会自行加价，省去朝廷反复计点之繁复。”
这个法子朝廷确实省力了不少，说白了就是改流通税为种植税，平白多了一块收入。可惜这个法子的弊端也很明显，马上遭到了持有相反意见的左侍郎裴蕴阻击。
“陛下，臣以为此法颇不可取——元侍郎所言之法，对于朝廷增收确是效果相等。然如此一来，朝廷如何控制茶叶运输流动，如何调整流入北地的茶叶规模？若是假以时日，突厥人饮茶养命之疗法盛行后，有民间商人贪图利益，肆意争竞压价以打击同行，朝廷又如何监管——这些理由，恰才大朝会时微臣恐人多嘴杂，不敢提出以免泄露，如今尽陈于上，请陛下明察！”
眼见元衡有些撑持不住，如今已然是**万金油的柳述不得不硬着头皮上去助拳，虽然他的职位兵部尚书注定了他在这个问题上根本不专业，所以只能靠站在道德制高点强辩道：“裴侍郎，怎可以如此险恶之心揣测受朝廷感召的义商儒商。商人言利不假，但是既然是朝廷的榷商，只要批复资格时严加审核，确保都是顾全朝廷大局的人才可做这长途贩售茶叶的贸易，不就避免了失控和恶性争竞么？”
“柳尚书，若是言义对商人有用，又何来无商不奸之说……”
裴蕴这句反击才刚刚开口，却不了已经被自己一方的其他朝臣打断压了下去。原来却是虞世基和萧瑀都忍耐不住了，齐声开口说道：“且不论奸商可否管制。纵然假设可以管制，但是若朝廷改关税为种植税，一旦茶叶卖不出价钱，全部都积压在农户手中，农户又何来钱财完税？茶商知道情形之后，岂有不故意故作囤积之态，诱使农户纷纷贱价抢售以完税？如此，岂非朝廷做了茶商帮凶，把茶叶难售的风险从茶商身上转嫁到了农户身上，如此岂是朝廷长久之良法？”
这一论点抛出来之后，柳述不得不彻底哑火。也难怪虞世基和萧瑀急了，主要是他们代表的都是江东系的官员利益，不比柳述裴蕴元衡这些关陇老门阀。茶叶的种植都是在南方，如果征收种植税，那是妥妥地把全部风险和完税压力压到了南方的农户身上，而北方的行商就可以彻底逃脱风险，所以余杭人虞世基和常州人萧瑀怎能不据理力争呢？
双方唇枪舌剑再战半刻，**的反对声逐渐被越压越低，最后只能死守着一个“工程浩大，钱粮靡费”的由头反对修运河，以及与修运河配套的系列政策，至于别的点，都已经丢光了。
“够了！如此吵闹，成何体统！”坐在御座上听得心烦的杨坚，终于开口喝止了群臣，静了一静，才点名找工部尚书杨达问：“士达，你倒是算算，若是疏浚拓宽山阴渎、邗沟故道、鸿沟故道等古河道。所需靡费人工钱粮，当计多少？”
杨达是杨坚的远房堂侄，他还有一个亲哥哥杨雄是宗正卿、右翊卫大将军，爵位观德王。不过杨达自己却没有郡王封号，只是在朝中做官而已，他从开皇十五年起便担任了工部尚书，如今对于工部的业务也算颇为熟悉。听了杨坚垂询，当下也不合计，就把此前盘算好的数据如实上奏：
“回禀陛下，邗沟、山阴渎故道，若要修葺，需每期各发20万正丁力役，按朝廷制度，重役年份服徭役六十日，则每两月一轮换，预期一年可成，即共计4~6期。如此，总共有200万丁次。鸿沟故道沟通黄淮，历程比之邗沟更长，故分段修葺工期可不变，但力役更需倍之。再有根据朝廷成例经验，力役修河工六十日，则计较征集往返途中、并重力劳作时口粮增耗，百姓需比无徭役年份多负担三个月口粮。”
折算一下，修较短的江南河和邗沟，各需要100万正丁苦干60天。鸿沟需要200万正丁60天。如果三段一起修，那就是400万正丁。在如今开皇十九年整个大隋朝才八百多万户、四千五百万人口的情况下，这个400万正丁那就相当于是全天下都要两户一丁地抽徭役了。
考虑到这种活儿还不可能从很远的地方异地征发徭役，因此若是只从两淮二十州与河南、江东的沿河州郡抽丁的话，总共才三十多个州，才占大隋117州的三分之一。考虑到这些州郡还不是最富庶人口稠密的，那么压力就相当于每户出两个丁、或者说在每户一丁的情况下把服役期延长到四个月。如果那么干，妥妥地一年农时就没了。
所以，运河的工程肯定要分好几年完成，关键是究竟分几年的问题。便是历史上隋炀帝登基之后，黄河以南的三段河道也是花了将近三年的时间完成的，饶是如此，看看炀帝一朝的哀鸿遍野，就知道还是用民过重了（当然炀帝同期还有东都和一水儿的宫殿、龙舟工程）。
杨坚是个节俭的皇帝，听了杨达抱出来的数字远比当年的广通渠高了好几倍，也是心惊不已，只能转过去问民部尚书韦冲，民部方面能够筹措的徭役规模有多大，来年朝廷可以承受多大的税粮减免——按照大隋法度，平时百姓一年应当无偿为朝廷服徭役的期限只是20天。如果要延长到60天的话，依法这些超期服役的丁口当年就可以免除税粮了。这对于朝廷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相比于工部尚书杨达的专业，韦冲这个民部尚书显然是半吊子——谁让他去年还是幽州总管，跟着汉王打高丽的厮杀汉呢？若不是原民部尚书斛律孝卿今年刚刚病死、朝廷又觉得韦冲在征讨高丽失败后不适合继续镇边带兵，才把他平调撸到民部尚书位置上的。如今屁股还没坐热几个月，就摊上了这么复杂的政务。
“陛下……若是按照减400万正丁的粮税，粗粗来算，朝廷至少要减收800万石粟米。”
隋朝初年乃至北朝时期，虽然名义上沿用了汉制的“三十税一”，但是实际上因为计算的不便，都是按照均田制来折算应税粮食的。每个正丁朝廷“假设”他能够种七十亩田地，所以七十亩中田的理论产出折算税率后便为四斛（南北朝及隋唐的斛是五斗）即两石粟米。至于百姓实际上有没有这么多的田可以种，朝廷是不管的。所以400万正丁免税一年，就是简单直白实实在在的800万石税粮。
杨坚觉得有点坐不住了。这个办法要推行下去，除非有大臣自告奋勇请命，能够把预算减下去，不然如何做得起？
……
PS：虽然转折地生硬了些，罢了。